吾誰與歸 作品
第四百七十二章 朕這一生的成就，全靠自己努力
王崇古在反對什麼？其實他在擔心新政在劇烈的衝擊下化為烏有，一如王安石變法，如果張居正的新政崩潰了，大明的新政就會牆倒屋塌。
王崇古在提醒陛下，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實現的，大明的行政力量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強大。
權力，沒有那麼的神秘，掌握的信息越多，對下的‘實質權威’就會越多，掌握信息不夠清晰，對下就只有‘形式權威’，由於信息的複雜，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，導致各類的事務界定的邊界模糊，所以才會出現高度人治的‘一把手負責’制度。
在地方，是巡撫對主要大事一體負責，倭患虜入民變，在朝廷，就是皇帝對大明的興衰榮辱一手負責。
而一把手承擔全部責任就會出現專權，而專權就是權力，權力必然滋生腐敗。
實質權威、導致一把手負責，催生專權，滋生腐敗，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，或者說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，沒有人可以逃脫，大到國朝，小到商行、商幫、工坊、每家每戶，都是如此。
當下大明很少有女工，那麼家庭中所有責任都由丈夫去承擔，家庭的一切生活開銷、子孫後代讀書識字、家族的開枝散葉等等，妻妾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對外信息瞭解模糊，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擁有了絕對的權威，才會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說法，這也是妾室、外室當牛做馬，名為伴侶實為奴僕關係的原因。
而正妻至少擁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認和保護，所以可以對妾室外室生殺予奪。
王崇古必須要說服對下積極瞭解信息、已經形成實質權威、大明興衰榮譽完全肩負、有能力有實力負責、擁有完整皇權的陛下，否則還田法這麼大張旗鼓的搞起來，大明必然千瘡百孔。
王崇古在大聲的告訴陛下，大明現在沒有基層組織，還田疏根本無法實施，政策是需要人去實現的，不進行基層組織建設，袖手空談政令，是水中月鏡中花。
維持現狀，是最好的辦法。
“你說得對。”朱翊鈞對王崇古的意見是十分認可的，大明皇權不下縣，在國初的時候，是可以做到的，時光荏苒，基層組織架構的徹底瓦解。
大明的基層建設就是裡甲制，在裡甲制的基礎上，有了黃冊和魚鱗冊，里長、糧長、驛卒，就是大明的基層組織架構，這一套已經被完全破壞，里長被富戶取代，而糧長成為了苦役。
糧長，洪武四年起，納糧1萬石左右的地方為一區，指派大戶世代為糧長，徵收和解運田糧，且要擬訂科則、編制圖冊、申報災歉、檢舉逃稅、催辦糧差。
這在最開始是個優差，畢竟掌握權力，就可以中飽私囊、為禍鄉里，可是隨著官田減少、百姓逃亡越來越多、兼併嚴重，糧長催辦糧差，收不上來的稅，就只能由自己賠付，變成了苦役後，糧長也開始逃難。
大明的基層組織，徹底瓦解。
大明現在催辦糧差，多數都是由縣衙的戶房找人掛名糧長派出，而後帶著充斥著三教九流、來路不明的衙役們，武裝催收，而百姓們則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，武裝抗稅，這種鬥爭一直在大明上演。
所以縣衙要多依賴大戶認捐繳納，這樣就不必下鄉過分催收鬧出民亂了，長此以往，大明已經實質性形成了地主富民為鄉野基層領導層的社會政治秩序。
所以，地方和鄉賢縉紳們是合作共生的關係，地方衙門需要鄉賢縉紳配合納稅給朝廷交差。
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，地方衙門需要鄉賢縉紳納糧，所以就只能為鄉賢縉紳們大開方便之門，清丈，大家都還能夠接受，確定地籍所屬，偷稅漏稅的實在是太多，大明財用大虧，朝廷下了考成，要搞清楚有多少地，在誰手裡，這說得過去。
（基層架構）
王崇古說的是有道理的，還田法最後要落到鄉野之間，還田法的邏輯上是行不通的，它讓地主富民、鄉賢縉紳們自己割自己的肉，餵給過去他們可以作威作福、予取予奪的百姓，鄉賢縉紳又不是割肉喂鷹的佛祖菩薩。
多數的鄉賢縉紳，其實就是惡霸，為禍一方，磚瓦匠給他家修個房子，還要倒找錢，別人路過不扒一層皮下來。
這和當初賈似道搞得公田法失敗和侷限性是相同的，基層是鄉賢縉紳，要讓鄉賢縉紳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政策，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。
“所以，大司徒和少司徒說得對，要等大明京營回京。”朱翊鈞對大明基層組織的敗壞理解是很透徹的，所以他從來沒有說要一蹴而就，張居正已經劃出了三個階段來，這三個階段，要用十年、二十年去實現。
大明清丈，跌跌撞撞的進行到了第十個年頭，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畝。
以《還田疏》為綱領，不斷的在實踐之中修修補補，完善還田疏，才是踐履之實。
朱翊鈞頗為確切的說道：“朕從沒說過要用很短的時間去完成它，王次輔多慮了，徐徐圖之。”
王崇古再次俯首說道：“陛下深諳矛盾說，對矛盾說造詣極高，人地矛盾的根本矛盾中，一旦點燃，就沒有徐徐圖之的說法，根本性的矛盾在點燃的那一刻，就是到最激化的那一刻。”
很多時候廷臣們都對一些事兒，避而不談，因為只能避而不談，否則就會出大事。
一如當初譚綸在朝日壇咳嗽被彈劾，科道言官們只不過是藉著禮教森嚴這杆大旗，逼迫譚綸要麼讓王崇古家裡狗到京營吃皇糧，要麼致仕，而張黨為了保下譚綸，對等出牌，是禮部尚書陸樹聲也咳嗽了。
可是那份提舉名單，誰都不提。
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去觸碰那個不能觸碰的話題，最終還是譚綸自己挑破的。
整個鬥爭過程，對根本矛盾避而不談，反而在些似是而非的小事上斤斤計較。
這是朝堂的基本規則，因為所有人都很清楚，一旦觸及根本矛盾，就是石破驚天，血流成河，撕開了遮羞布，便是血淋淋的現實。
還田疏裡，只要通過廷議開始執行，哪怕是不公佈還田疏，有那種傾向，就會點燃油鍋，鄉賢縉紳們怎麼可能讓朝廷準備好，摸到他們的核心利益之中呢？
大不了就再來一場倭患，或者套一層民亂的皮，讓皇帝老兒知道，誰才是天下之主。
不用別的，不給佃戶種地，不租賃田畝給佃戶，流民激增，朝廷就無法應對了。
所以，王崇古和張居正反對的意見，高度趨同，陛下想要給天下百姓一個家，讓他們安居樂業，但政令一旦開始推行，就是害天下百姓顛沛流離。
制度設計的極為完美，看起來沒有任何危害的時候，反而就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。
張居正、王崇古，都是捲到內閣的輔臣，他們太清楚這種想當然的危害了。
王崇古在提醒陛下，任何政令都是需要人去實現的，大明的行政力量並沒有想象的那麼強大。
權力，沒有那麼的神秘，掌握的信息越多，對下的‘實質權威’就會越多，掌握信息不夠清晰，對下就只有‘形式權威’，由於信息的複雜，整個社會的不確定性，導致各類的事務界定的邊界模糊，所以才會出現高度人治的‘一把手負責’制度。
在地方，是巡撫對主要大事一體負責，倭患虜入民變，在朝廷，就是皇帝對大明的興衰榮辱一手負責。
而一把手承擔全部責任就會出現專權，而專權就是權力，權力必然滋生腐敗。
實質權威、導致一把手負責，催生專權，滋生腐敗，這是所有官僚制度的必然弊病，或者說也是社會運行的基本邏輯，沒有人可以逃脫，大到國朝，小到商行、商幫、工坊、每家每戶，都是如此。
當下大明很少有女工，那麼家庭中所有責任都由丈夫去承擔，家庭的一切生活開銷、子孫後代讀書識字、家族的開枝散葉等等，妻妾在家大門不出二門不邁，對外信息瞭解模糊，那丈夫在家庭中就擁有了絕對的權威，才會有嫁雞隨雞嫁狗隨狗的說法，這也是妾室、外室當牛做馬，名為伴侶實為奴僕關係的原因。
而正妻至少擁有公序良俗和律法上的承認和保護，所以可以對妾室外室生殺予奪。
王崇古必須要說服對下積極瞭解信息、已經形成實質權威、大明興衰榮譽完全肩負、有能力有實力負責、擁有完整皇權的陛下，否則還田法這麼大張旗鼓的搞起來，大明必然千瘡百孔。
王崇古在大聲的告訴陛下，大明現在沒有基層組織，還田疏根本無法實施，政策是需要人去實現的，不進行基層組織建設，袖手空談政令，是水中月鏡中花。
維持現狀，是最好的辦法。
“你說得對。”朱翊鈞對王崇古的意見是十分認可的，大明皇權不下縣，在國初的時候，是可以做到的，時光荏苒，基層組織架構的徹底瓦解。
大明的基層建設就是裡甲制，在裡甲制的基礎上，有了黃冊和魚鱗冊，里長、糧長、驛卒，就是大明的基層組織架構，這一套已經被完全破壞，里長被富戶取代，而糧長成為了苦役。
糧長，洪武四年起，納糧1萬石左右的地方為一區，指派大戶世代為糧長，徵收和解運田糧，且要擬訂科則、編制圖冊、申報災歉、檢舉逃稅、催辦糧差。
這在最開始是個優差，畢竟掌握權力，就可以中飽私囊、為禍鄉里，可是隨著官田減少、百姓逃亡越來越多、兼併嚴重，糧長催辦糧差，收不上來的稅，就只能由自己賠付，變成了苦役後，糧長也開始逃難。
大明的基層組織，徹底瓦解。
大明現在催辦糧差，多數都是由縣衙的戶房找人掛名糧長派出，而後帶著充斥著三教九流、來路不明的衙役們，武裝催收，而百姓們則拿起所有能拿起的武器，武裝抗稅，這種鬥爭一直在大明上演。
所以縣衙要多依賴大戶認捐繳納，這樣就不必下鄉過分催收鬧出民亂了，長此以往，大明已經實質性形成了地主富民為鄉野基層領導層的社會政治秩序。
所以，地方和鄉賢縉紳們是合作共生的關係，地方衙門需要鄉賢縉紳配合納稅給朝廷交差。
經濟基礎決定了上層建築，地方衙門需要鄉賢縉紳納糧，所以就只能為鄉賢縉紳們大開方便之門，清丈，大家都還能夠接受，確定地籍所屬，偷稅漏稅的實在是太多，大明財用大虧，朝廷下了考成，要搞清楚有多少地，在誰手裡，這說得過去。
（基層架構）
王崇古說的是有道理的，還田法最後要落到鄉野之間，還田法的邏輯上是行不通的，它讓地主富民、鄉賢縉紳們自己割自己的肉，餵給過去他們可以作威作福、予取予奪的百姓，鄉賢縉紳又不是割肉喂鷹的佛祖菩薩。
多數的鄉賢縉紳，其實就是惡霸，為禍一方，磚瓦匠給他家修個房子，還要倒找錢，別人路過不扒一層皮下來。
這和當初賈似道搞得公田法失敗和侷限性是相同的，基層是鄉賢縉紳，要讓鄉賢縉紳執行對自己不利的政策，在邏輯上是行不通的。
“所以，大司徒和少司徒說得對，要等大明京營回京。”朱翊鈞對大明基層組織的敗壞理解是很透徹的，所以他從來沒有說要一蹴而就，張居正已經劃出了三個階段來，這三個階段，要用十年、二十年去實現。
大明清丈，跌跌撞撞的進行到了第十個年頭，才算是初步完成了丈量田畝。
以《還田疏》為綱領，不斷的在實踐之中修修補補，完善還田疏，才是踐履之實。
朱翊鈞頗為確切的說道：“朕從沒說過要用很短的時間去完成它，王次輔多慮了，徐徐圖之。”
王崇古再次俯首說道：“陛下深諳矛盾說，對矛盾說造詣極高，人地矛盾的根本矛盾中，一旦點燃，就沒有徐徐圖之的說法，根本性的矛盾在點燃的那一刻，就是到最激化的那一刻。”
很多時候廷臣們都對一些事兒，避而不談，因為只能避而不談，否則就會出大事。
一如當初譚綸在朝日壇咳嗽被彈劾，科道言官們只不過是藉著禮教森嚴這杆大旗，逼迫譚綸要麼讓王崇古家裡狗到京營吃皇糧，要麼致仕，而張黨為了保下譚綸，對等出牌，是禮部尚書陸樹聲也咳嗽了。
可是那份提舉名單，誰都不提。
大家都心照不宣的不去觸碰那個不能觸碰的話題，最終還是譚綸自己挑破的。
整個鬥爭過程，對根本矛盾避而不談，反而在些似是而非的小事上斤斤計較。
這是朝堂的基本規則，因為所有人都很清楚，一旦觸及根本矛盾，就是石破驚天，血流成河，撕開了遮羞布，便是血淋淋的現實。
還田疏裡，只要通過廷議開始執行，哪怕是不公佈還田疏，有那種傾向，就會點燃油鍋，鄉賢縉紳們怎麼可能讓朝廷準備好，摸到他們的核心利益之中呢？
大不了就再來一場倭患，或者套一層民亂的皮，讓皇帝老兒知道，誰才是天下之主。
不用別的，不給佃戶種地，不租賃田畝給佃戶，流民激增，朝廷就無法應對了。
所以，王崇古和張居正反對的意見，高度趨同，陛下想要給天下百姓一個家，讓他們安居樂業，但政令一旦開始推行，就是害天下百姓顛沛流離。
制度設計的極為完美，看起來沒有任何危害的時候，反而就是到了最危險的時刻。
張居正、王崇古，都是捲到內閣的輔臣，他們太清楚這種想當然的危害了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