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三百四十八章 羅慕路斯也是韓國人麼？（上）

　　而中原的政治哲學，也都在體現著這兩個方面。

　　比如最典型的儒學，其實有兩部分。就像孔子強調社會關係時，總是成對說一樣，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的關係也是共同存在的。

　　一方面，理論中主張，所有人平時都要遵守規則，在禮制的約束下活動；另一方面，它也不斷強調，能力不合乎要求的人要趕緊離開掌權的位子。

　　在孔子的時代，這種表達還比較溫和，只限於對大小貴族的要求，對於社會頂層和底層沒有涉及。

　　到孟子的時候，隨著“士”的範圍進一步擴大，對普通人也有了要求；而對應地，能力考核的範圍也擴大到了君主，產生了“誅一夫”的理論，要求用暴烈的方式淘汰不合格的統治者。

　　後世統治者當然只想要其中一方面。這一點從傳世典籍的流變裡，能夠直接看出來。

　　後世人曾經發掘出了戰國時代楚國的儒家簡牘，與《大戴禮記·曾子立孝》的相同段落進行對比。結果發現，簡牘裡說的是“君子之立孝，愛是用”，而傳世文獻裡則成了“忠之用”。孝是最基本的道德要求之一，也是若干禮制的基礎，結果把基本定義都給改了。

　　後面的文字裡，簡牘中列舉了對於君、臣、父、子、兄、弟六個方面的要求，但傳世文獻裡，對於君、父、兄的義務都被刪掉，只剩下三個了。類似地，簡牘裡“孝而不諫，不成孝”這樣的，整句都不見了。

　　但問題是，中原的哲學非常注重實用，並不是憑空架構的神學體系。這些理論是對於客觀現實的描述，把它們刪了，也不代表需求會跟著消失。古人嘲諷說：“坑灰未冷山東亂，劉項原來不讀書”，這種行為，最後也沒能讓任何一個王朝哪怕晚滅亡一些……

　　(本章完)