銘雪顏 作品
第五十八回 嗣帝祚董生進三策 應主召申公陳兩言
漢武帝從小就熱愛讀書，特別崇尚文學，剛一登基就發了一道詔書，讓丞相、御史、列侯、郡守和諸侯國的丞相等高級官員推薦那些賢良方正、敢於直言進諫的人才。於是乎，廣川人董仲舒、菑川人公孫弘、會稽人嚴助等各地知名儒生紛紛被選中，約摸有一百多人同時被召入京師接受皇帝親自面試。
在對策考核時，各位士子都凝神靜思，認真撰寫文章，大約三五個時辰後陸續完成並呈交上去。武帝一一仔細閱讀這些策論，但大多不太滿意，直到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時眼前一亮。董仲舒在對策中深入闡述了天人感應的道理，洋洋灑灑數千言，論述詳盡。原來，董仲舒年輕時專攻《春秋》，頗有造詣，在景帝時期已是博士之一，閉門苦讀，三年如一日，學識更加精深，早已成為遠近學子尊崇的經學大師。這次應召對策，他便將自己的學術見解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，成功脫穎而出，得到了武帝的賞識。
武帝覺得董仲舒的文章意猶未盡，又多次對其進行追問，而董仲舒則根據《春秋》引申出儒家之道，進一步詳細回答。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對策，就是建議武帝尊崇孔子學說，摒棄其他異端之論。大意是這樣的：
董仲舒認為天是萬物的本源，對所有事物都公平包容並無偏私。聖明君主效法天道設立治國之道，也應普遍施愛，不存私心。春天象徵著天賜予生命，對應於君主的仁慈；夏天象徵著天滋養萬物生長，對應於君主的德政；秋天霜降象徵著天的肅殺，對應於君主的刑罰。孔子編撰《春秋》，上遵循天道運行，下考察人事變化，記載國家過失與災異現象，以此表明人的行為，其善惡極端，與天地間自然規律相通相應，這也是探討天道的一個方面。
他強調，天賦予人的叫做命，但只有聖人才能真正領悟和實踐這個使命；質樸的本質稱為性，人性沒有教育引導無法完善；人的慾望即為情，若無一定的制度約束，情慾就會氾濫。所以古代的聖王，一方面謹慎地承襲天意，順應天命，另一方面致力於教化百姓，養成良好的人性；他們還修正法律制度，區分上下秩序，以防止私慾膨脹。做好這三個方面，就能穩固國家的根本。人受命於天，因此高於其他生物，故孔子提出“天地之性人為貴”。明白這一道理，才能懂得仁義，進而重視禮節，安於行善，並樂於遵循道理，如此才能稱得上君子。
他又提到，積少成多，由微至著，堯舜這樣的聖賢並非一日成就顯赫功績，而是通過逐步積累而成。言論一旦出口，不可阻塞；行動一旦做出，不可遮掩。言行是衡量君子品行的重要標準，它們能夠感動天地。點滴積累善行如同每日增長而不為人所覺察，日積月累的惡行如同火熔蠟燭一樣消耗自身而人往往不自知。這正是唐虞盛世得以美名流傳，而桀紂一類暴君讓人痛惜的原因所在。保持和諧快樂而又不失原則，反覆修煉而不厭倦，這就是“道”。真正的道永恆不變，夏朝推崇忠誠，商朝崇尚質樸，周朝注重文飾，這些都是針對當時社會弊端而採取的補救措施，但道的根本來源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因此禹、舜、堯三代聖王傳承的是同一套治國之道，無需額外拯救。
由此看來，繼承和平盛世者沿用同樣的治理之道，而在亂世之後繼位者則需變革治國之術。現在的大漢王朝就是在亂世之後建立起來的，或許應該稍微減少周代繁瑣的文飾禮儀，更多采用夏朝的忠誠之道。古往今來，天下雖然都是同一個天下，然而古代的太平盛世遠勝當今，這其中究竟哪裡出了差錯，使得差距如此之大呢？是不是在遵循古道或者順應天理上有所缺失呢？
古人之所以能得到俸祿，是因為他們不用靠體力勞動，也不從事商業活動，這是符合天道的。如果身居高位，享受厚祿，卻利用權勢與民爭利，老百姓怎能跟他們相比？當民眾日益受到剝削，生活困頓到生死不顧的地步時，又怎會去躲避犯罪呢？這就導致了刑罰繁多，而邪惡難以禁絕的局面。就像魯國的公儀休做了宰相，見到家中織帛，就把妻子趕出去，吃了家中的蔬菜也要拔掉菜園裡的葵菜，因為他認為既然領取了俸祿，就不應該再去爭奪農夫和婦女的利益。追求財富利益，唯恐不夠，那是普通庶民的想法；追求仁義道德，生怕不能教化民眾，才是大夫應有的志向。《易經》有云：“負且乘，致寇至。”意思是說，身居君子之位卻做庶人的事，必將引來禍患。唯有像公儀休那樣廉潔奉公，才能做到真正的執政。
董仲舒最後指出，《春秋》倡導的“大一統”原則是天地之間永恆不變的法則，也是古今共通的道理。如今各派學者主張各異，人們議論紛紛，百家思想各有不同，這樣一來，朝廷無法維持統一的原則，法制頻繁變更，百姓不知所從。他認為，凡不屬於六藝（即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範疇以及孔子學說的其他學派，應當斷絕其發展道路，不讓它們並行傳播。只有這樣，謬誤邪僻的學說才會消失，綱紀才能統一，法制才能明確，人民才能知道如何行事。
話說這漢武帝是個年輕有為、心懷壯志的皇帝，一心想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正好趕上董仲舒出了個主意，先是強調興辦教育的重要性，然後又說到選拔賢能，最後還提出了“大一統”的治國理念，勸武帝要推崇正道、打擊歪風邪氣，確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。武帝一聽，哎呀，這不正是我夢寐以求還沒來得及動手的事兒嘛！於是乎，武帝就讓董仲舒去江都輔佐王子去了。
丞相衛綰呢，是個很會察言觀色的傢伙，一看武帝對董仲舒讚不絕口，立馬拍馬屁上奏摺，說什麼地方舉薦的那些才子啊，要麼鑽研法家那一套申不害韓非子的東西，要麼迷戀縱橫家蘇秦張儀的路數，這些都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，應該讓他們統統回家歇著去。武帝一聽，行吧，既然你這麼會順著杆子往上爬，那就照你說的辦，除了幾個確實懂儒學的公孫弘嚴助等人，其他人都別在朝裡晃悠了。不過呢，武帝並不喜歡衛綰這種只會跟風的人，沒多久就把這傢伙給撤了，換上了竇嬰當丞相。竇嬰是竇太后的侄子，之前竇太后也想讓他做丞相，但景帝覺得他有點小肚雞腸，不夠大氣，就沒同意。這次武帝雖然也不是非竇嬰不可，但考慮到竇嬰輩分高，而且他還想提拔田蚡，可田蚡資歷尚淺，怕大家不服，所以先安排竇嬰當丞相，田蚡則做了太尉。田蚡這人雖讀過書，但實際才華一般般，就是嘴巴甜，反應快，擅長忽悠，武帝被他的表現迷惑，誤以為他是人才，給他安排了個高位。這一錯誤判斷，後來可是惹出了不少亂子，連竇嬰都被田蚡排擠，落得個悲慘下場，這個咱們後面再慢慢說。
在對策考核時，各位士子都凝神靜思，認真撰寫文章，大約三五個時辰後陸續完成並呈交上去。武帝一一仔細閱讀這些策論，但大多不太滿意，直到看到董仲舒的文章時眼前一亮。董仲舒在對策中深入闡述了天人感應的道理，洋洋灑灑數千言，論述詳盡。原來，董仲舒年輕時專攻《春秋》，頗有造詣，在景帝時期已是博士之一，閉門苦讀，三年如一日，學識更加精深，早已成為遠近學子尊崇的經學大師。這次應召對策，他便將自己的學術見解淋漓盡致地展現出來，成功脫穎而出，得到了武帝的賞識。
武帝覺得董仲舒的文章意猶未盡，又多次對其進行追問，而董仲舒則根據《春秋》引申出儒家之道，進一步詳細回答。其中最為重要的一篇對策，就是建議武帝尊崇孔子學說，摒棄其他異端之論。大意是這樣的：
董仲舒認為天是萬物的本源，對所有事物都公平包容並無偏私。聖明君主效法天道設立治國之道，也應普遍施愛，不存私心。春天象徵著天賜予生命，對應於君主的仁慈；夏天象徵著天滋養萬物生長，對應於君主的德政；秋天霜降象徵著天的肅殺，對應於君主的刑罰。孔子編撰《春秋》，上遵循天道運行，下考察人事變化，記載國家過失與災異現象，以此表明人的行為，其善惡極端，與天地間自然規律相通相應，這也是探討天道的一個方面。
他強調，天賦予人的叫做命，但只有聖人才能真正領悟和實踐這個使命；質樸的本質稱為性，人性沒有教育引導無法完善；人的慾望即為情，若無一定的制度約束，情慾就會氾濫。所以古代的聖王，一方面謹慎地承襲天意，順應天命，另一方面致力於教化百姓，養成良好的人性；他們還修正法律制度，區分上下秩序，以防止私慾膨脹。做好這三個方面，就能穩固國家的根本。人受命於天，因此高於其他生物，故孔子提出“天地之性人為貴”。明白這一道理，才能懂得仁義，進而重視禮節，安於行善，並樂於遵循道理，如此才能稱得上君子。
他又提到，積少成多，由微至著，堯舜這樣的聖賢並非一日成就顯赫功績，而是通過逐步積累而成。言論一旦出口，不可阻塞；行動一旦做出，不可遮掩。言行是衡量君子品行的重要標準，它們能夠感動天地。點滴積累善行如同每日增長而不為人所覺察，日積月累的惡行如同火熔蠟燭一樣消耗自身而人往往不自知。這正是唐虞盛世得以美名流傳，而桀紂一類暴君讓人痛惜的原因所在。保持和諧快樂而又不失原則，反覆修煉而不厭倦，這就是“道”。真正的道永恆不變，夏朝推崇忠誠，商朝崇尚質樸，周朝注重文飾，這些都是針對當時社會弊端而採取的補救措施，但道的根本來源於天，天不變，道亦不變，因此禹、舜、堯三代聖王傳承的是同一套治國之道，無需額外拯救。
由此看來，繼承和平盛世者沿用同樣的治理之道，而在亂世之後繼位者則需變革治國之術。現在的大漢王朝就是在亂世之後建立起來的，或許應該稍微減少周代繁瑣的文飾禮儀，更多采用夏朝的忠誠之道。古往今來，天下雖然都是同一個天下，然而古代的太平盛世遠勝當今，這其中究竟哪裡出了差錯，使得差距如此之大呢？是不是在遵循古道或者順應天理上有所缺失呢？
古人之所以能得到俸祿，是因為他們不用靠體力勞動，也不從事商業活動，這是符合天道的。如果身居高位，享受厚祿，卻利用權勢與民爭利，老百姓怎能跟他們相比？當民眾日益受到剝削，生活困頓到生死不顧的地步時，又怎會去躲避犯罪呢？這就導致了刑罰繁多，而邪惡難以禁絕的局面。就像魯國的公儀休做了宰相，見到家中織帛，就把妻子趕出去，吃了家中的蔬菜也要拔掉菜園裡的葵菜，因為他認為既然領取了俸祿，就不應該再去爭奪農夫和婦女的利益。追求財富利益，唯恐不夠，那是普通庶民的想法；追求仁義道德，生怕不能教化民眾，才是大夫應有的志向。《易經》有云：“負且乘，致寇至。”意思是說，身居君子之位卻做庶人的事，必將引來禍患。唯有像公儀休那樣廉潔奉公，才能做到真正的執政。
董仲舒最後指出，《春秋》倡導的“大一統”原則是天地之間永恆不變的法則，也是古今共通的道理。如今各派學者主張各異，人們議論紛紛，百家思想各有不同，這樣一來，朝廷無法維持統一的原則，法制頻繁變更，百姓不知所從。他認為，凡不屬於六藝（即禮、樂、射、御、書、數）範疇以及孔子學說的其他學派，應當斷絕其發展道路，不讓它們並行傳播。只有這樣，謬誤邪僻的學說才會消失，綱紀才能統一，法制才能明確，人民才能知道如何行事。
話說這漢武帝是個年輕有為、心懷壯志的皇帝，一心想幹出一番驚天動地的大事業。正好趕上董仲舒出了個主意，先是強調興辦教育的重要性，然後又說到選拔賢能，最後還提出了“大一統”的治國理念，勸武帝要推崇正道、打擊歪風邪氣，確立國家的核心價值觀。武帝一聽，哎呀，這不正是我夢寐以求還沒來得及動手的事兒嘛！於是乎，武帝就讓董仲舒去江都輔佐王子去了。
丞相衛綰呢，是個很會察言觀色的傢伙，一看武帝對董仲舒讚不絕口，立馬拍馬屁上奏摺，說什麼地方舉薦的那些才子啊，要麼鑽研法家那一套申不害韓非子的東西，要麼迷戀縱橫家蘇秦張儀的路數，這些都不利於國家長治久安，應該讓他們統統回家歇著去。武帝一聽，行吧，既然你這麼會順著杆子往上爬，那就照你說的辦，除了幾個確實懂儒學的公孫弘嚴助等人，其他人都別在朝裡晃悠了。不過呢，武帝並不喜歡衛綰這種只會跟風的人，沒多久就把這傢伙給撤了，換上了竇嬰當丞相。竇嬰是竇太后的侄子，之前竇太后也想讓他做丞相，但景帝覺得他有點小肚雞腸，不夠大氣，就沒同意。這次武帝雖然也不是非竇嬰不可，但考慮到竇嬰輩分高，而且他還想提拔田蚡，可田蚡資歷尚淺，怕大家不服，所以先安排竇嬰當丞相，田蚡則做了太尉。田蚡這人雖讀過書，但實際才華一般般，就是嘴巴甜，反應快，擅長忽悠，武帝被他的表現迷惑，誤以為他是人才，給他安排了個高位。這一錯誤判斷，後來可是惹出了不少亂子，連竇嬰都被田蚡排擠，落得個悲慘下場，這個咱們後面再慢慢說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