第一百七十四章 祖宗成法不可違，踐履之實不可棄，兩難如何自解？

　　朱翊鈞之所以給了張翰最後的體面，只是因為他是大明的廷臣，僅此而已。

　　大明元氣大臣和大明耳目言官，也是一對矛盾，而且衝突激烈。

　　科道言官們用朝日壇咳嗽彈劾譚綸，那是在萬曆元年，就在不久之前，如果苛責元氣大臣，很容易釋放錯誤的信號。

　　張翰沉默了許久，才甩了甩袖子，跪在地上行大禮，俯首帖耳的說道：“陛下，臣再不能伺候陛下身前了。”

　　張翰還是願意要一點體面，而不是毫無體面的離朝，最終選擇了致仕歸鄉，而沒有選擇撕破臉，或者繼續大放厥詞。

　　朱翊鈞看著張翰繼續說道：“張翰啊，朕聽過一個故事。”

　　“嘉靖年間左都御史王廷相，跟世宗皇帝講的一個故事。”

　　“王總憲說：他乘轎進城遇雨，給他抬轎的一個轎伕穿了一雙新鞋，這轎伕很是愛惜新鞋，從灰廠到長安街時，這個轎伕還在找沒有水的地方走，怕弄髒鞋。”

　　“進城後泥濘漸多，轎伕一不小心踩進泥水之中，把一隻鞋弄髒了。為了不讓另一隻鞋弄髒，轎伕還擇地而行，後來不小心又把這隻鞋弄髒了，便不復顧惜了。”

　　“王總憲對世宗皇帝說：這就像人生在世的處世之道，倘若偶爾失一足，就會破罐子破摔，處事有一點不慎重，就會有多次。正所謂：一念之慾不能制，而禍流於滔天。居身之道，亦猶是耳。倘一失足，將無所不至矣！”

　　“常慎，才可立身、立功、立言、立德；”

　　“不慎，自然必挫、必輸、必敗、必毀。”

　　朱翊鈞之所以提到王廷相，是因為王廷相不僅僅把這個故事告訴了世宗皇帝，還告訴了張翰，張翰的老師就是王廷相，但是王廷相的教導，張翰忘記了。

　　“臣謹遵聖誨。”張翰再拜，小皇帝對他兩年多的吏部尚書生涯進行了總結，的確是這樣，他作為晉黨，其實本來可以選擇像葛守禮那樣，哪怕是不像葛守禮，也能像王崇古，但是張翰自從拿了張四維的銀子後，就只能這樣，一步錯，步步錯。

　　張翰走出皇極殿的時候，甚至有些輕鬆，看著初升的太陽，反而長長的吐了口濁氣，露出了幾分微笑來，他在朝為官，他是吏部尚書，他就得往前走，現在也算是無官一身輕了，自此以後朝堂傾軋和歷史罪責都跟他無關了。

　　張居正的糊名草榜底冊填榜的法子，切實的傷害到了吏部權力，吏部上下都推著他前進；他是晉黨，拿了張四維的銀子，那麼就必須要為晉黨說話，那些族黨，比如方逢時、吳兌之流，在推著他前進；他作為仁和張氏的豪奢戶，權豪們聯袂寫信給他，權豪們也在逼著他對付張居正；那些被稽稅局所傷豪奢戶、那些被清丈所傷的豪奢戶、那些被禁止局徒講學的豪奢戶們，都在推著他向前走。

　　而現在，他致仕了，陛下也準了，那這些跟他都沒有關係了。

　　日後，他不過是一個縉紳而已，從帝國的吏部尚書回到了縉紳的身份，讓張翰非常輕鬆，他本該就是個縉紳，而不是帝國的吏部尚書。

　　德不配位，必有殃災;才不堪任，必遭其累。

　　“先生推舉吏部尚書來看。”朱翊鈞看向了張居正說道：“要不先生兼掌吏部吧，當初新鄭高拱不也是內閣首輔兼領吏部天官？銓選官員，乃是吏治國之重務，就有勞先生了。”

　　張居正聽聞，十分鄭重的說道：“臣不能兼領。”

　　“高拱做的，先生做不得？”朱翊鈞一聽眉頭緊蹙，這可是大朝會，老師你能不能給小皇帝一點面子？就這麼當殿忤逆皇帝的任命，還說你張居正不是威震主上！

　　“臣不能做。”張居正俯首說道。

　　“那先生推舉來看。”朱翊鈞退而求其次，張翰和萬士和都是楊博和張居正推舉的，禮部尚書在不斷的朝堂傾軋之下，逐漸成為了大宗伯，而張翰走到了一個死衚衕裡，再也出不來了。

　　也不能說楊博識人不明，萬士和就變得好用了起來，只能說，人都在不斷的變化之中，在矛盾的激烈交鋒中，走著走著就走散了。

　　“臣有本啟奏。”湖廣道御史沈楩出列俯首說道：“奏乞聖命，將見行事例，悉令諸司循年順月、別類分門、舉要刈煩、斟酌損益匯書進呈。刊佈天下。與《會典》律令諸書並傳，使中外人人得以通曉，奉旨國家典章法度備載會典。”

　　沈楩，嘉靖四十四年進士，就是範應期那一期的進士及第，他的意思是，再修大明會典，明法度綱紀，他不是晉黨的人，而是張居正的人，重修會典，就是張居正的本人的想法。

　　“此事著禮部、刑部部議，若無差錯，明年就開始修纂吧。”朱翊鈞看著張居正說道：“先生，此次修會典，所需人力物力務必上奏言明。”

　　張居正有什麼遺憾嗎？當然有，後人看來，是人亡政息的遺憾。

　　但張居正臨終的時候，並沒有看到人亡政息的苗頭，萬曆十年張居正逐漸病重的時候，有言官試探的彈劾張居正，被萬曆皇帝打了廷杖，萬曆皇帝下明旨：妄圖趕走輔弼，使朕孤立無援而遂其私，此廷刑不過小懲，再有言論，以不忠不孝大逆論。

　　張居正在離世的時候，最大的遺憾就是他主持修纂的《大明會典》未能成書，《大明會典》一直在跌跌撞撞的修繕，一直到萬曆十五年，張居正去世五年後，才大功告成，刊刻天下。

　　“修會典嗎？”萬士和出列俯首說道：“《會典》一書，於昭代之典章法度，綱目畢舉，經列聖之因革損益，美善兼該，比之《周官》、《唐典》，信為超軼矣。如此輕易更張，豈不是違背了祖宗成法？必且取祖宗成法多所變更，非國家之福也。”

　　“明明我祖，萬邦之君。有典有則，貽厥子孫。關石和鈞，王府則有。荒墜厥緒，覆宗絕祀。”

　　禮部尚書萬士和出列反對重修會典，理由是祖宗成法不可輕易更變，這不是國家的福氣。

　　“那為何嘉靖八年，嘉靖二十四年到二十八年要兩次重新修撰增補呢？”朱翊鈞聽聞萬士和如此詢問，反而問道。

　　大明會典是大明的行政法，就是有關行政的主體及職權、行為及程序、違法及責任和義務的法律規範。

　　就是大明內外官員到底該幹什麼，該怎麼幹，每一道都應該走什麼程序，違逆後承擔怎樣的責任，是綱領。

　　萬士和極為可惜的說道：“只因為舊典，所錄條例紛紜，自相牴牾矛盾，耳目淆惑不清，莫知適從何款。我祖宗之良法美意幾於淪失矣。”

　　“更可惜的是，嘉靖八年和嘉靖二十八年修纂會典，仍然不得刊行天下。”

　　朱翊鈞再問：“為何修好了，不刊行天下呢？”

　　“祖宗成法不可違逆。”萬士和回到了最初的話題。

　　朱翊鈞繼續問道：“因為祖宗成法不可輕易變更，所以不能修，修好了也不能用，但是弘治年間修成的會典又不好用，百官參詳會典，發現說法互相有衝突，混淆不清，這怎麼以法治國呢？這不就矛盾了嗎？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