吾誰與歸 作品
第四百二十三章 不服就造反，上桌來賭命
大明的反腐抓貪做的很好，海瑞就戥頭案，上了一本奏疏，主要內容就是討論貪腐手段。
傳統貪腐在高壓之下，已經幾乎絕跡，拉著銀子送孝敬的壯觀場景，再也看不到了，而新型貪腐正在形成，這種模式，海瑞用了一個‘偶然得之’來進行了總結。
官員在城中讓買辦代持，開一家不起眼的店鋪，這個店鋪裡有各種高標價貨物，比如五十銀甚至上百銀一兩的茶葉、某大師的畫作、詩集、某些年代的金石（古董）之物、絲綢製品、成衣等等，這種店鋪一年也見不到幾個客人，但每個客人都非常非常的豪橫。
客人在見到官員時，一句‘偶然得之’，比如，某偶然得團龍茶几兩等等，這便是輸賄，官員立刻聞琴而知雅意，此時的官員的反應，自然是瞭然於心，而不喜形於色，整個過程中突出了一個乾乾淨淨，因為旁邊的師爺負責實現客人的訴求。
甚至金銀多一點的地方，客人和官員連面都不用見，只需要買東西的時候，和店家攀談幾句遇到的難處，店家也會時時提醒，你給這點錢，我很難辦事。
最終實現權力尋租。
這種貪腐手段，已經是非常難以查證了，若是這經紀買辦，再由地方豪族把持，地方豪族，再將每年累積獲得贓款，送到此人家鄉，那就更加難以找到痕跡了。
大明的經紀、買辦、訴棍這類的人，數不勝數，而師爺就負責聯繫這些人，所有人都是貪腐鏈上的惡人，是大明吏治敗壞的蛀蟲。
海瑞對這些人，沒有太好的辦法，他找到線索可以一查到底，把罪惡繩之以法，但罪惡深藏於水面之下，海瑞略顯無奈。
這又涉及到了一個反腐成本的問題，這種貪腐的隱蔽，導致反貪成本直線上升，而反貪收益在直線下降。
過往，只需要抄家就可以將貪官汙吏所獲，餓上十幾日，就可盡數取回，但抄家已經過時了，財貨從來不過官員甚至是其家眷手裡，如何去查？家裡乾乾淨淨，抄家甚至成了冤假錯案的代名詞。
應天知府李樂，就查辦了一個類似的案件。
應天府六合縣有教諭一人，此人甚至都不算是官身，掌文廟祭祀，教育所屬生員，管地方縣學，就一個縣學的生員名額，沒有五十兩銀子，根本拿不下，而且想買還得有資格才行。
李樂作為張居正的門下，能力極強，是當初張居正對付王崇古的一把利刃，他查辦一個六合縣教諭，那還不是手到擒來？可是查著查著李樂發現，阻力很大很大，他連一個縣衙的教諭都處置不了。
一個縣衙不入流的教諭，如此大的阻力，引起了李樂的興趣，李樂訓誡了教諭，似乎懲戒到此結束，但其實李樂偷偷請了老祖。
朱翊鈞得知李樂要查案，就下旨讓緹騎們介入了，緹騎們經過了長達半年的明察暗訪，終於搞清楚了這個教諭有什麼特殊的地方。
六合縣所有私塾、家學，這個教諭都承了一份香火情。
大概就是這六合縣內，所有的私塾和家學，不按時按點的孝敬，就會被這名教諭以‘整飭學政’的名義給取締，而一家從五十兩銀子到數百兩銀子之間不等，之所以是要用半年的時間，是這些銀子，不是直接送給教諭，中間過了一遍經紀買辦之手，倒騰了一圈，最後在教諭的家鄉變成了土地。
整個過程極其隱蔽，若非緹騎介入，難以追查。
根據緹騎的走訪調查，這不僅僅是六合一縣如此，整個應天府，乃至整個南衙，都是如此。
各地的私塾、縣學、府學、書院，不給提學、學正、教諭孝敬，那會被整飭掉，阻力也來源於此，李樂的追查，難道會止於六合一縣嗎？必然會追查整個應天，進而在應天巡撫潘季馴的帶領下，對整個南衙進行全面排查。
而教諭也不是獨享此份收益，而是整個六合縣衙，知縣拿大頭，領朝廷俸祿的拿一部分，教諭拿一部分。
這是殺父之仇。
斷人財路，如殺人父母。
李樂查到了這裡，就知道自己玩不轉了，立刻就給自己先生寫了封信，又給自己的小師弟朱翊鈞寫了封書信，詢問是否繼續追查，最後得到的答案是一查到底，誰攔誰死。
這個案子，在萬曆八年九月初就已經結束了，整個南衙官場進行了一次大地震，近七百餘人被抓進了南鎮撫司衙門裡，等待到了最終的審判流放海外，呂宋、琉球、舊港四大總督府，大明不要，到了海外總督府反而成了香餑餑。
大明舉重隊實在是太捲了，在大明這些官吏都是垃圾，可到了海外總督府，那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徐璠在大明也就是個仗著自己老爹博得官身，但到了泰西，徐璠能做國務大臣，而且乾的極好。
僅僅是整飭學政在執行中成為了斂財的政治工具嗎？
還有清丈和還田。
朝廷要清丈，遮奢戶們就託庇於地方官吏，尤其是具體經辦的戶房，在清丈的時候，戶房從指頭縫裡露出那麼一些不在魚鱗冊上的土地，或者再李代桃僵一番，讓新政的代價，由百姓承擔。
“大明的新政，推行到了現在，終於碰到了王安石困境，或者說新法困境啊。”朱翊鈞合上了海瑞的奏疏，略顯有些焦慮的揉了揉自己的眉心。
王安石的青苗法，本意是好的，靈活的運用常平倉、廣惠倉的儲糧，折算為本錢，以年息20%的利率貸給破產農民、城市手工業者，幫助百姓度過難關的同時，緩和民間高利貸血淋淋的朘剝，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，促進工商業發展與生產，達到‘民不加賦而國用足’的效果。
從制度設計上來看，這一套確實沒有什麼漏洞。
但最後成為了割向百姓的一把刀。
錢總是流向不缺錢的地方，地方官吏在執行這條命令時候，首要考慮的問題是收回來，而不是放出去，放錢給小民，小民拿什麼還錢呢？
所以放錢的時候，往往都是直接給大戶，大戶家大業大，還不起還能追欠，而不給小戶，小門小戶，風一吹就倒了，大戶拿到這些資源後，再層層借給小戶，導致最終的利息甚至超過了民間高利貸。
最終，好好的青苗錢三個字，成為了兩宋、元明清高利貸的代名詞。
而大明新政的兩個核心，清丈和整飭學政，也在悄然變成這個模樣，清丈的過程中，大戶們的田通過各種辦法進行隱蔽，而百姓的田一釐地都不少，甚至還有額外不存在的田畝被攤派到百姓的頭上，可謂是苦不堪言。
而整飭學政也成為了地方教育的流毒，貽害無窮。
大明的官吏們總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的進行自適應調節，在新時代新背景下，獲得屬於自己的那份利益。
朱翊鈞從大明已經再次偉大的幻夢中，徹底清醒，他完全理解了朱元璋的四大案，動輒幾萬顆人頭的大案，是怎麼來的了。
傳統貪腐在高壓之下，已經幾乎絕跡，拉著銀子送孝敬的壯觀場景，再也看不到了，而新型貪腐正在形成，這種模式，海瑞用了一個‘偶然得之’來進行了總結。
官員在城中讓買辦代持，開一家不起眼的店鋪，這個店鋪裡有各種高標價貨物，比如五十銀甚至上百銀一兩的茶葉、某大師的畫作、詩集、某些年代的金石（古董）之物、絲綢製品、成衣等等，這種店鋪一年也見不到幾個客人，但每個客人都非常非常的豪橫。
客人在見到官員時，一句‘偶然得之’，比如，某偶然得團龍茶几兩等等，這便是輸賄，官員立刻聞琴而知雅意，此時的官員的反應，自然是瞭然於心，而不喜形於色，整個過程中突出了一個乾乾淨淨，因為旁邊的師爺負責實現客人的訴求。
甚至金銀多一點的地方，客人和官員連面都不用見，只需要買東西的時候，和店家攀談幾句遇到的難處，店家也會時時提醒，你給這點錢，我很難辦事。
最終實現權力尋租。
這種貪腐手段，已經是非常難以查證了，若是這經紀買辦，再由地方豪族把持，地方豪族，再將每年累積獲得贓款，送到此人家鄉，那就更加難以找到痕跡了。
大明的經紀、買辦、訴棍這類的人，數不勝數，而師爺就負責聯繫這些人，所有人都是貪腐鏈上的惡人，是大明吏治敗壞的蛀蟲。
海瑞對這些人，沒有太好的辦法，他找到線索可以一查到底，把罪惡繩之以法，但罪惡深藏於水面之下，海瑞略顯無奈。
這又涉及到了一個反腐成本的問題，這種貪腐的隱蔽，導致反貪成本直線上升，而反貪收益在直線下降。
過往，只需要抄家就可以將貪官汙吏所獲，餓上十幾日，就可盡數取回，但抄家已經過時了，財貨從來不過官員甚至是其家眷手裡，如何去查？家裡乾乾淨淨，抄家甚至成了冤假錯案的代名詞。
應天知府李樂，就查辦了一個類似的案件。
應天府六合縣有教諭一人，此人甚至都不算是官身，掌文廟祭祀，教育所屬生員，管地方縣學，就一個縣學的生員名額，沒有五十兩銀子，根本拿不下，而且想買還得有資格才行。
李樂作為張居正的門下，能力極強，是當初張居正對付王崇古的一把利刃，他查辦一個六合縣教諭，那還不是手到擒來？可是查著查著李樂發現，阻力很大很大，他連一個縣衙的教諭都處置不了。
一個縣衙不入流的教諭，如此大的阻力，引起了李樂的興趣，李樂訓誡了教諭，似乎懲戒到此結束，但其實李樂偷偷請了老祖。
朱翊鈞得知李樂要查案，就下旨讓緹騎們介入了，緹騎們經過了長達半年的明察暗訪，終於搞清楚了這個教諭有什麼特殊的地方。
六合縣所有私塾、家學，這個教諭都承了一份香火情。
大概就是這六合縣內，所有的私塾和家學，不按時按點的孝敬，就會被這名教諭以‘整飭學政’的名義給取締，而一家從五十兩銀子到數百兩銀子之間不等，之所以是要用半年的時間，是這些銀子，不是直接送給教諭，中間過了一遍經紀買辦之手，倒騰了一圈，最後在教諭的家鄉變成了土地。
整個過程極其隱蔽，若非緹騎介入，難以追查。
根據緹騎的走訪調查，這不僅僅是六合一縣如此，整個應天府，乃至整個南衙，都是如此。
各地的私塾、縣學、府學、書院，不給提學、學正、教諭孝敬，那會被整飭掉，阻力也來源於此，李樂的追查，難道會止於六合一縣嗎？必然會追查整個應天，進而在應天巡撫潘季馴的帶領下，對整個南衙進行全面排查。
而教諭也不是獨享此份收益，而是整個六合縣衙，知縣拿大頭，領朝廷俸祿的拿一部分，教諭拿一部分。
這是殺父之仇。
斷人財路，如殺人父母。
李樂查到了這裡，就知道自己玩不轉了，立刻就給自己先生寫了封信，又給自己的小師弟朱翊鈞寫了封書信，詢問是否繼續追查，最後得到的答案是一查到底，誰攔誰死。
這個案子，在萬曆八年九月初就已經結束了，整個南衙官場進行了一次大地震，近七百餘人被抓進了南鎮撫司衙門裡，等待到了最終的審判流放海外，呂宋、琉球、舊港四大總督府，大明不要，到了海外總督府反而成了香餑餑。
大明舉重隊實在是太捲了，在大明這些官吏都是垃圾，可到了海外總督府，那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。
徐璠在大明也就是個仗著自己老爹博得官身，但到了泰西，徐璠能做國務大臣，而且乾的極好。
僅僅是整飭學政在執行中成為了斂財的政治工具嗎？
還有清丈和還田。
朝廷要清丈，遮奢戶們就託庇於地方官吏，尤其是具體經辦的戶房，在清丈的時候，戶房從指頭縫裡露出那麼一些不在魚鱗冊上的土地，或者再李代桃僵一番，讓新政的代價，由百姓承擔。
“大明的新政，推行到了現在，終於碰到了王安石困境，或者說新法困境啊。”朱翊鈞合上了海瑞的奏疏，略顯有些焦慮的揉了揉自己的眉心。
王安石的青苗法，本意是好的，靈活的運用常平倉、廣惠倉的儲糧，折算為本錢，以年息20%的利率貸給破產農民、城市手工業者，幫助百姓度過難關的同時，緩和民間高利貸血淋淋的朘剝，同時增加政府的財政收入，促進工商業發展與生產，達到‘民不加賦而國用足’的效果。
從制度設計上來看，這一套確實沒有什麼漏洞。
但最後成為了割向百姓的一把刀。
錢總是流向不缺錢的地方，地方官吏在執行這條命令時候，首要考慮的問題是收回來，而不是放出去，放錢給小民，小民拿什麼還錢呢？
所以放錢的時候，往往都是直接給大戶，大戶家大業大，還不起還能追欠，而不給小戶，小門小戶，風一吹就倒了，大戶拿到這些資源後，再層層借給小戶，導致最終的利息甚至超過了民間高利貸。
最終，好好的青苗錢三個字，成為了兩宋、元明清高利貸的代名詞。
而大明新政的兩個核心，清丈和整飭學政，也在悄然變成這個模樣，清丈的過程中，大戶們的田通過各種辦法進行隱蔽，而百姓的田一釐地都不少，甚至還有額外不存在的田畝被攤派到百姓的頭上，可謂是苦不堪言。
而整飭學政也成為了地方教育的流毒，貽害無窮。
大明的官吏們總是上有政策，下有對策的進行自適應調節，在新時代新背景下，獲得屬於自己的那份利益。
朱翊鈞從大明已經再次偉大的幻夢中，徹底清醒，他完全理解了朱元璋的四大案，動輒幾萬顆人頭的大案，是怎麼來的了。